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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尚书、四御史、湖上五先生……明代惠州优秀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且呈现出家族化、家法化趋势。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惠州文史专家何志成介绍，这是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大发展的结果，“已成为明代惠州发展教育、延续学统，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”。

作为官办社学的补充，明代惠州还出现了由私人兴办的宗族性义学和义塾。惠州兴办宗族性义学，最早的当数何真。

何真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举广东之籍归顺明朝，受到朱元璋的接见和嘉奖，被任命为山东布政使，自此举家迁离惠州。何真离惠后，对留惠族人的生活和教育仍很关心，“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为义祠，并所有私田百余顷为义田”。

不仅如此，何真还请明代“开国文臣之首”宋濂写下《惠州何氏先祠碑》，述记其置义田办义学的始末和宗旨，刻石立碑，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，遵行不废。

明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，工部右侍郎李颙在博罗县城兴仁巷建义塾，延师以训族里子弟，是博罗县最早出现的宗族私塾。此后，惠州士大夫家庭教育风气渐成，并出现家族化、家法化的倾向，“以家规或族规约束本家、本族子弟用心向学和考取功名，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”。

嘉靖、万历年间惠州出现了“三尚书、四御史”以及“湖上五先生”等等，这些优秀人物在仕途和事业上的成功，无不与其严格的家庭教育有关。惠州文化学术空前繁盛，人才不断涌现，除叶春芳的弟弟叶春及、儿子叶梦熊，李鹏举的儿子李学一，杨传芳的儿子杨起元外，还有“惠江先生”叶时的儿子叶萼等。

何志成说，这几位名门后辈，打破了“贵游子弟，多无学术”的定律，各自渊源家学，青出于蓝，立身行道，以德业扬名于后世。他们被邑人尊称为惠州“湖上五先生”，在西新园建五贤祠供人祭祀瞻仰，显示了家乡百姓对他们文化成就的敬重和人格力量的认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士大夫家庭教育的优秀成果。父辈对“湖上五先生”的教育，可谓惠州家庭教育的典范。何志成表示：“士大夫的家庭教育已成为明代惠州发展教育、延续学统，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。”